1959年，王耀武走出北京功德林监狱，成为第一批被释放的功德林战俘。他曾任国军74军军长，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也是“中正剑”的持有人。当有人问出狱后的王耀武，究竟想见哪一个人时，他回答：“粟裕。”当有人问，国军和**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时，他回答道：“在国军的部队里，我们有许多司令官。在**的部队里，将领都是司令员。”

那么，“司令官”和“司令员”的不同之处，究竟是什么？为什么王耀武认为，司令官和司令员的区别，是国军和**的最大不同？如果对这个话题感兴趣，还请各位帮忙“长按2秒点赞按钮”来个强烈点赞。并且“关注”一下，以后常来，不迷路。

（王耀武）

国军中的“明白人”，说出国共两**别

一直以来，王耀武对他的老对手粟裕有着很高的评价。从红军江西时期，他就开始琢磨起了粟裕这个对手。粟裕在刚上井冈山时，不过是一个连长。等到编入红十军团，加入北上**先遣队时，也仅仅是红十军团的参谋长，可谓名不见经传。那时候的国军，知道**，知道**，可谁知那时的粟裕呢？但是，和粟裕在闽浙赣**许久的王耀武知道，对面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将，是一个能把当时自己这个旅长牵着走的难缠对手。

所谓棋逢对手，将遇良才，粟裕对王耀武的评价也是很高的。当有人问粟裕，你觉得国民**将领里面谁比较有能力时，粟裕的回答是：“杜聿明和王耀武。”事实上除了粟裕之外，王耀武也是**等我军将领**少有的几个“国军里面的明白人”。但奈何才华横溢的王耀武走错了路子，让他走到了兵败并被我军俘虏的地步。对于这一点，国军中除王耀武之外的另一个“明白人”杜聿明也是深有感慨，当有人询问他“为什么你们这些人这么能打，还是没能救得了**”时，杜聿明的回答只有八个字：“大厦将倾，独木难支。”

（**、陈诚和王耀武）

在功德林监狱的改造生活中，有不少被俘的国军将领，都逐一复盘过解放战争的全**，他们中的不少佼佼者都得出了一致的结论：“不是国军将领制定的战略计划有问题，确实是**的国民**军队，比起我**领导的**而言太拉跨。”说到这里，就有国军将领开始对比起国军和**之间的不同了：国军装备比**精良，国军最初的人数也比**要多，可为什么就输了呢？见这些讲不到点子上的同学，王耀武一针见血，又略带讥讽地指出：“国军和**之间的一大不同是，国军有数不清的司令官，**有数不清的司令员。”

“官”和“员”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其中所包含的军队管理理念，却实在是天差地别，王耀武曾经这样感慨过：“**的部队，自打一开始就是为人人都能过上好日子建立起来的。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嘛。他们对老百姓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士兵，也是这样。”“官”和“员”之间称谓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一个是位居普通士兵之上，有着距离感且高高在上的总指挥。而“员”的称谓，则至少在心理上把部队里的指挥和士兵放在了同一位置上。

（王耀武）

那么，我军“司令员”的称呼，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官兵之间平等的理念，在我军中又是如何树立起来的，这就不得不说起毛**、**和**三个人的故事。

**带回“司令员”，**不允许别人叫自己“司令官”

在南昌起义之后，新成立的红军暂时放弃了攻打大城市的计划。在转战南北的途中，红军遭遇了**各种各样的围追堵截。到1927年9月，新成立的红军士气低落，但**却依然没有放弃围剿红军的计划，誓要把这一支为工人和农民做主的部队，扼杀在摇篮里。

到了9月29日，起义的红军部队抵达三湾村，但经过一系列激烈的战斗，红军部队的兵员数量已经不足千人，而且军队中的**多，兵员少。见到这个情况，毛**心急如焚，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围剿后。毛**意识到，除了攻打大城市的计划可能不符合当时华夏大地的国情外，红军当时的军队建设，也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那时候的红军部队，有不少是从国民**的旧军队当中脱离出来，部分长官还依然有着打骂士兵的旧军队恶习，普通的士兵则不知道他们为何而战。这是造成**的红军在成立之初，战场上表现得十分被动的重要原因。

（**时期红军驻足的三湾村）

于是，毛**就趁着部队驻扎在三湾村的那个夜晚，在部队众人面前做出了演讲，他首先要解决的，就是部队的士气问题。毛**说：“咱们部队都是一个脑袋两条腿，国军那边也是一个脑袋两条腿，他们在咱们后面放冷枪，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以后凭什么不能打赢他们？你看你们的军长**，一开始就靠两把柴刀闹**，现在我们有近千号人，还有什么好怕的？没有挫折和失败，**是不可能成功的！”

在听闻了毛**的讲话后，红军部队的士气逐渐高昂了起来，毛**也趁热打铁，宣布了对部队进行改编的重要决定：“第一，是整编部队，师变为团，团下有2个营10个连，化整为零；第二，**委建在连上，班里要有**员，**指挥枪；第三，废除旧军队的雇佣关系，官兵一律平等。”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

（油画《三湾改编》）

如果说，南昌起义是塑造了红军的“形”，那么毛**主持的“三湾改编”就赋予了红军的“魂”。其中，部队缩编改变了此前国军旧指挥系统尾大不掉的毛病，建立了红军自己的指挥层级系统；**委建在连上，保证了**指挥枪，士兵知道为何而战；而官兵一律平等，则将红军打造成了一支从内到外，都是为****而战的**军队。这让红军成为了中国有史以来，区别于任何一支军队的力量，它真正地服务于**。

因此，经过毛**一番打造的红军部队才能在之后的井冈山斗争中屡屡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但是，那个时候的红军部队，依然还是延续了国军部队中指挥官的老称谓，直到1930年夏天从苏联伏龙芝学院深造的**回国，才把一些苏联军队的指挥官称谓带回了红军。但是，在苏联等西方国家的军队中，拥有军队指挥权的将官被称为“指挥官”（英文是Commanding Officer，俄语是Командир），如果按照单词直译，就是“具有控制能力的**”，按照中文“信达雅”的翻译逻辑，翻译过来就是“司令官”。其中，“司”就是掌管，而“令”就是命令的意思。

（**）

但是，对于这个翻译的结果，**不是很满意，他还把左权、**一些懂俄语的人一起来想办法，究竟该用什么样的称呼来取代“司令官”或者“指挥官”这个称呼，为什么**想要换掉这个称呼呢？常言道“官大一级压死人”嘛，当时毛**也在1925年的《中国社会各****》一文中提出“我们要****、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如果这个翻译过来的词沾点儿“官”字，多少都有些不好听。除了这个原因外，**在旧军队里面也工作过一段时间，他非常讨厌旧军队里的司令官对底下的普通士兵和勤务人员颐指气使，认为无论是实际上还是名字上，这个“官”字都要不到。

经过一番讨论，**、左权和**等三人最终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用“司令员”的称呼代替“司令官”的称谓。这个灵感究竟是从何而来呢？**说：“咱们部队里面，不是有兵员嘛，既然都讲员，那么咱们部队的总指挥也都改叫司令员，或者指挥员好了。这也能体现，咱们的部队是官兵平等的嘛。”在听了**的建议后，大家纷纷表示这个点子可行。而**随后也严肃地补充了一点：“不止司令官的名字要改，咱们部队其他兵员的名字，也要跟着改！从今以后，负责后勤工作的伙夫，都叫炊事员；负责勤务的勤务兵，改名叫勤务员。这样一来，大家就都是员了，官兵都是平等的，除了分工之外，没啥子不同！”

（毛**和**）

就这样，**给部队改称呼的建议，被一层层地贯彻下来，并且“司令员”的称呼也沿用至今日。即便是在**作战的电报里面，“司令员”也才是正规称谓，而“司令官”、“司令”都是平日里闲唠嗑的非正式称呼，即便是在部队的文书中，也有严格的明确规定：行文办公时，应该叫“司令员”，而不能叫做“司令”。

纸面上立下的规矩，得实践贯彻下来才有效。事实上，这一优良**一直被我军延续了下来，并且我军中的重要指挥员也会做出先行表率：就拿打山东时候的**来说，有一名勤务员找**有事，急匆匆地下马，对**举手敬礼说：“报告司令官！”谁知，**立刻严肃起来，纠正了他的错误：“你应该叫我司令员，你是勤务员，我是司令员，大家都是平等的。除了分工有不同，没有任何差别，你得立即改掉！”这让军队中的战士们都不由得对**肃然起敬，而王耀武在功德林监狱的反思中，也捕捉到了这样的细节。

（**）

因此，王耀武在总结国军和**的不同时，曾感慨过：“国军的部队官多，什么司令官，副司令官，指挥官，教官，翻译官；**的员多，指挥员，炊事员，后勤员，**务员，这是国军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的军队，以同志相称

正是对外依靠着**的力量，对内坚守着官兵平等的原则，**部队才能够在华夏大地上势如破竹，战胜装备精良的国民**军队，并在1949年的4月将红旗插在**的“总统府”上，笼罩在华夏大地近百年的阴霾，自此一扫而空。

但即便是在随后的和平年代，官兵一律平等的理念却一直被**了下来，并且延续至今。在1984年庆祝中华**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的阅兵式上，坐在检阅车中检阅三军的邓公举手，向**战士们高呼：“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试问，在哪个国家的军队中，官兵之间能以“同志”相称呢？

（1984年大阅兵）

为**而战，官兵平等，是**能够战胜国军的重要原因。但令人叹惋的是，在当时的国军中，仅有王耀武这样少有的“明白人”才能看出这样的道理，而国军名义上的**统帅**，和无数**的拥趸者们，却是尤在梦中。